阳洪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95级六年制医疗系校友。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荣获北京协和医科大学PhD和MD。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讲师、主治医师，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内科内分泌访问学者。

朱院山，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学院）77级医疗系校友，于1982年获医学学士。 199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药理学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大学完成博士后训练。现就职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任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临床和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中心实验室主任、内科副教授、内科内分泌实验室主任。

一、转化医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促成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就。基础研究促进了人们对于疾病的分子病理生理学机制的深刻理解，促进了疾病预防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1,2]是其中的重大突破之一，为人类发育学和生理学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巨大的数据库，加速了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和基因治疗的进程。细胞病理生理学机制方面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药物治疗的范畴。神经系统功能显像技术的发展则为大脑活动模式与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手段。评价病人生活质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临床需要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手段。这些重大的突破，对生物医学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临床医学领域的迅速发展以及卫生服务系统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临床医学方面，抗生素和抗感染药物的发明和使用，使得感染性疾病所致死亡率大大下降；各类安全有效的疫苗的研制和应用在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辅助生殖技术使得人类自然生殖变为可由技术干预和控制的过程；随着外科技术的突飞猛进，冠状动脉搭桥和器官移植手术成功地挽救了无数生命；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血管再造、人工关节、人工椎体的性能也更趋完善；受益于物理化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医学影像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正电子扫描（PET）、核磁共振成像（MRI）、计算机断层扫描（CT）、超声成像、心电图仪、脑电图仪等的发展和应用为疾病诊断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技术如分子影像学在不断涌现，影像诊断学的范畴仍在不断发展和扩大。

为了让病人真正受益，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成果必须迅速有效地进入临床研究，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美国NIH的一项调查表明，过去五十多年基础研究的成果只有10%左右转化成了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产品、方法和措施；而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如Science，Nature，J Clin Invest and J Exp Med具有重大防病治病的基础研究突破，多达95%的成果在发表20年后仍没有转化成临床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产品、方法和措施[3]。由于研究平台和设施的分散管理、设备过时以及研究经费分配管理失衡等诸多原因，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越走越远，而长期以来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制药企业由于新药开发的高昂成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致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转化鸿沟（translational gap），大大阻碍了医学研究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发展。除非对当前的系统进行关键的改革，否则生物医学的进步很难为大众医疗保健体系服务。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还有待开发。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高效有机结合，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转化医学的理念应运而生。
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服务于社区的临床实践正是转化医学研究的核心。为了实现转化医学的长期发展，必须将几个关键环节有机联系起来，包括不同研究机构、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将基础与临床研究相结合，并实现其配套基础设施的全球性转化，提高诊断、治疗和预防水平，同时深入社区、大力推广先进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最终实现将基础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社区临床服务的目标。

二、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近30来，转化医学的理念逐渐形成，但是直到近年来才真正成为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路线图（NIH Roadmap）将转化医学定位科研改革和提高医疗水平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旨在将生物医学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可在临床实际应用的理论、技术、方法和药物，从而在实验室到临床（Bench to bedside）、实验室到公众健康（Bench to Public）之间架起一条快速通道 （图一）。它不是单向的，二是双向的、开放的，即基础研究给临床医师提供用于疾病医疗的新方法和新药物，而临床研究人员对疾病的进程和特性进行观察，提供反馈意见，从而促进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被认为是驱动临床研究引擎的激发器。转化医学研究的流程在近年来已经得到热烈的讨论，可以将转化医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将实验室和临床研究成果用于提高疾病防治效果，二是将研究成果用于制定预防、保健策略，三是将实验室与临床研究成果作为制定卫生法规的依据。通过转化医学这个高速公路，将基础和临床科研成果两座大山之间的峡谷联系起来，缩小基础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的周期，在药物开发、个体化医疗、公共卫生策略等诸多方面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最终促进公众健康。转化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多学科、多单位和多层次的合作，集中力量，迅速转化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到临床应用和推广到各个基层单位、社区。多单位、多学科的合作不仅是医学研究各领域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还要加强同其他领域如物理、化学、工程材料、生物信息、电脑通信等领域的合作，这种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不仅对转化医学研究至关重要，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发展也必不可少。以转化医学中心为枢纽，加强各学科、各单位和各团队的相互合作，形成一个涉及微观和宏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系统。

中国的转化医学研究起步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晚，目前还没有较大规模的转化医学中心。近年来，国内相继建立了一批以转化医学研究为主旨的研究中心，旨在通过引进先进理念加速我国转化医学事业的发展，在一线城市积极搭建了广阔的转化医学研究平台，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都组建了自己的转化医学中心。其中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于2009年4月25日率先在湘雅医院正式挂牌成立，最近已扩展为中南大学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4]，重点研究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旨在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开发抗癌新药物，进而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快速转化于临床应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各部门正在逐渐加大科研包括转化医学研究的投入，结合医药相关企业的投资，旨在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优势互补。201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全球医生组织（GlobalMD Organization）、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共同举办的“中美临床及专户医学研究专题讨论会（Sino-America Symposium on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这些转化医学机构的成立和大型国际转化医学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转化医学研究的大家庭。

三、转化医学研究的平台建设

美国是最早开始转化医学研究的国家。经过近六年的努力，美国已经在全国建立了60个临床和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实践证明，这些研究平台的建立大大加速了转化医学研究的进程。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临床和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为例，该中心于2007年获得了NIH近5千万美元的资助后创立，现有人员60多人。该中心是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为基地、由多学科单位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成员包括康奈尔大学本校、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斯隆-卡特琳癌症中心、特殊外科医院、纽约市大学亨特学院基因中心、亨特护士学校、纽约长老会医院及其多所附属医院。该中心由十二个主要功能科室组成，包括临床科（病房、门诊、诊疗室、营养室）、中心实验室和检验科、生物信息科、实验设计和统计科、创新孵化科、教育培训科、前沿性合作研究室、医学科学道德科、政策规范科、技术转让科、社区研究服务科、监督评价科。整个中心运作由主任副主任和各科室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运作，这些不同的单位和各个科室间相辅相承、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加速各个领域基础研究突破的转化，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经过近五年的努力，该中心从无到有，开创了许多新的理念和项目，初步整合了各个不同单位和不同领域的差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中心成立前的“临床研究中心”相比，整个研究项目增加了50%，中心实验室和检验科的产出增长了近两倍，研究生的教育和人员培训成倍地增长，创新项目获得了重要的突破，例如一位物理学教授与一位眼科学教授的合作，成功地把眼底视网膜检测的分辨率提高了十倍，更能早期诊断视网膜病变，该创新技术已申请专利[5,6]。更重要的是通过近五年的努力，对整个合作单位的研究气氛和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使各个单位的领导和科学家都认识到了“转化医学科学”的重要性。现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临床和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在全美处于前茅。是NIH 60所中心中作为榜样进行评价和推广规范单位之一。最近又成功地获得了NIH第二个五年计划近5千万美元的资助[7]。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样也是疾病资源大国。如果能通过转化医学研究，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临床服务优势，将从很大程度改善民生，利国利民。然而，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个有效的转化医学平台，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转化医学首先是理念的转变，如何得到各个层面的理解，促使人们真正转变观念，获得从政府机构到科研院所和企业单位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是真正实现转化医学研究的关键之一。

如何加强基础与临床的合作、加速基础研究向临床的转化以及扩大临床医生进行科学研究、进而推出用于临床诊断、防病治病的方法和手段，以及推出新的产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突出重大疾病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资源共享的“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平台”。整合资源，建立整合患者危险因素、临床诊治、生存和预后等临床数据资料库，完善患者生物标本，不断调整平台建设，培养相关人才，集中所有与转化研究相关的资源，并且最大化地利用这些资源，把基础生物医学研究中发现的生物学标志等进行快速鉴定和评估，通过国家各种研究基金和药物开发项目的实施，最终将基础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临床应用。同时在政府管理层面需要管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多个层面的宏观研究和调控，使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药卫生产业链有机结合，形成转化医学产业、加快医学模式转变，促进医疗卫生体制向更有利于大众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展望

建立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提高基础临床转化效率、加快转化速度是时代的需要。加大对转化型研究领域的投入，加强转化型研究团队的建设，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从优势项目开始着手转化型研究，必将促进传统的千人一面的疾病治疗模式（one for all）转化到以预测医学（predicative）、预防医学（preventive）、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和参与医学（participative）为一体的新的医学模式。通过基础与临床的高效有机结合，使现代医学得到新的飞跃，可能在今天看来无法想象和不可思议的一些进步即将来临。

五、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Initial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the
human genome，Nature 409:860-921, 2001
2. Olivier M et al: A high-resolution radiation hybrid map of the human genome draft sequence. Science, 291:1298-1302, 2001
3. Cripe TP. Promoting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Academic Health Centers: Navigating the “Roadmap”, Academic Medicine Vol. 80, No. 11/November 2005
4. http://news.its.csu.edu.cn/Archive/201206/20120625032402668.shtml
5. Kong et al: High-resolution photoacoustic imaging with focused laser and ultrasonic beams. Appl. Phys. Lett. 94:033902, 2009.
6. Silverman RH et al: High-resolution photoacoustic imaging of ocular tissues, Ultrasound Med Biol. 36(5):733-42, 2010
7. http://weill.cornell.edu/news/releases/wcmc/wcmc_2012/08_01_12.shtml